殷剑峰:靠数字资本、新能源资本和人力资本,中国不可能得“日本病”

2023-12-11 来源:本站 0

  【编者按】11月30日,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、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发表题为《如何防治“日本病”》的演讲,针对“日本病”的成因及中国该如何防治“日本病”进行了一系列的观点论述。

  以下为演讲主要观点:

  一、通货紧缩与总需求萎缩:资本过剩导致“日本病”

  日本病一词首次由1939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汉森在年会上提出。当时他指出,1939年大萧条过去十年了,美国经济规模还没有回到1929年的水平,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人口增长率的下滑。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会导致对住房耐用消费品、城市公共设施的需求下降,进而会带来投资的下滑,而投资的下滑会引发失业的上升,经济陷入停滞,没有任何一种自然力量能够将经济增长从低谷中拉出来,这就是长期停滞。

  日本病的具体症状其一是总需求萎缩。在日本国民总支出的分项中,萎缩最厉害的是资本形成,几十年时间萎缩了27%;其二是绝对价格效应——通货紧缩。通货紧缩是物价水平的绝对下跌。一般可以认为,核心CPI在1%以下就是通货紧缩。日本在1991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,核心CPI都在1%以下,甚至是负的。日本的通货紧缩和总需求萎缩是相对应的;其三,除了绝对价格效应,还有相对价格效应。比较日本PPI中的分项,可以看到,投资品价格萎缩的速度比消费品快,耐用消费品价格萎缩的速度比非耐用消费品快。简单来说,就是资本的相对价格在持续下跌。

  原因很简单,生产函数中除了技术以外就是资本和劳动力,没有劳动力,资本就会过剩,资本品价格就会下跌。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91年达峰,劳动人口总数在1995年达峰,总人口达峰是2006年。

  二、老龄化问题加剧“日本病”:供给侧、需求侧动力减弱

  在日本几十年的停滞时间里,他们并没有束手待毙。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:第一位代表人物是1996年上任首相的乔本龙太郎,推行了日本版“金融大爆炸”改革,要把东京建成和纽约、伦敦相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,实际上没有完成。2001年上台的小泉纯一郎又将供给侧改革推到其它领域,包括官僚政治领域。小泉纯一郎的标志性口号是“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复苏”。那么这十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效果如何呢?这是日本相对其他国家,特别是相对中国和美国衰退最厉害的十年。

  小泉纯一郎以后,日本陷入走马灯的换人状态,直到2012年换上安倍晋三,开始推行“安倍经济学”:超宽松货币政策、扩张的财政政策、结构改革。可以看到,广义货币M2/GDP自2001年起持续上升,政府负债/GDP也在持续上升。但是,扩张了几十年的财政货币政策也没有把经济从停滞中拉出来。供给侧不行,需求侧也不行,日本的长期停滞看起来就是一个无法治愈的“白血病”。

  供求两侧的政策都不行。因为日本病的病根子不是简单的人口增长率下滑,而是少子化和老龄化。安倍晋三上台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政策,就是未来五十年要保持日本1亿人口。但根据联合国预测,本世纪中叶就会跌破1亿,老年抚养比会上升到惊人的80%,差不多1个年轻人养1个老年人。

  少子化和老龄化带来资本过剩。物质资本包含自然资本、固定资本、流动资本、住宅等。根据日本内务省的统计,除去东京和大阪,2018年全日本的住房空置率13.6%。除了住房过剩以外,资本过剩还体现为高资本产出比,这是宏观经济学上衡量资本状况和资本产出的指标,即资本/GDP。日本在人口陆续达峰以后,资本产出比就持续上涨。

  日本病的主要机理可以理解为首先是少子化、人口负增长、资本过剩,一台机器需要一个工人,工人没了,机器就过剩了。其次是投资萎缩,资本过剩了,企业就不投资了。接下来就是失业率上升、工资下降、消费萎靡,投资萎缩、消费萎靡,就会导致总需求萎缩。供给一定的情况下,总需求萎缩,日本病的症状就出来了——通货紧缩。名义利率一定的情况下,通货紧缩就导致实际利率上升。实际利率上升,企业借钱的真实成本上升,企业更不会投资。

  这些就是人口负增长导致的经济恶性循环,到现在还没有完结,因为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定是相辅相成的,如果总需求萎缩,经济长期停滞,年轻人连自己都养不活,生育意愿自然下降,人口负增长,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

  有人说,没有投资、没有消费,可以创新。我见过一些很乐观、很天真的技术派,他们说:“没人没关系,有机器人”。的确,没有人烤面包可以让机器人去烤,但机器人烤出来的面包机器人肯定无法食用。没有创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口增长乏力,没人了,社会总体的创新能力必定会下降。老龄化的创新能力一定比年轻人弱。社会总体创新需求取决于人口和平均每个人对创新产品的购买能力。社会总体创新意愿取决于人口和每个人的冒险精神。

  日本已经成为低欲望的、风险规避型社会,这一点从日本家庭部门和保险养老金的资产结构就可以看出来。日本家庭部门持有的资产总额中,存款及固收类资产占比高达57%,日本的利率长期以来都是低的,甚至是负利率。在日本保险和养老金的资产结构中,持有的存款以及固收类资产占比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。从日本的家庭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就可以看出,这是一个风险规避型社会。风险规避型社会,创新无从谈起。

  三、防治“日本病”:强化数字资本、新能源资本与人力资本发展

  中国肯定不会得“日本病”,日本得病的时候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了,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/3,美国的1/6,所以中国不可能得日本病。

  想要防治“日本病”,首先是Digital Capital,数字资本。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正在面临第三次重大的经济革命:第一次是公元前一千年的农业革命,第二次是1760年的工业革命,现在是数字经济革命。数字经济革命美国是领头羊,中国紧跟着,数字经济革命的核心技术就是人工智能。

  二是新能源资本,如果在数字经济领域,中国还是紧跟着美国,那么在新能源资本领域中,中国是第一,没有第二。中国的新能源产量是排在后面的美国、巴西等加起来的总和还不止。1760年英国引领了工业革命,成为全球的日不落国家,靠的一是核心技术蒸汽机,二是当时的化石能源煤炭,英国的煤炭产量最高可以达到全球的60%。所以在数字经济革命时代,如果中国把人工智能掌握了,同时又有新的能源资本,那么中国的前景远非当年的日本可比。

  三是人力资本,以美国作为基准100,日本在人达峰以后人力资本指数是90左右,也就是说,日本退出生产函数的劳动力都具有较高的水平,每退出1个劳动力的产出损失都很大。而中国的人力资本指数在1970年只有40多,1980年只有50多,意味着中国劳动力退出生产函数的损失较低,这是人口负增长对中国影响没有日本那么大的原因。总人力资本指数等于总人口乘以人力资本,可以看到日本在2000年后总人力资本指数持续下降,因为人力资本缺乏增长,同时总人口减少。如果按照联合国中位数预测,中国直到2029年总人力资本指数都还是上升的,但是,如果人口问题不解决,还是会下降的。未来财政要补贴生育、养育、教育等领域。

  来源:贸大金院(2023年12月04日)

  (本文作者介绍: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,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)